襄樊铜人引发多方质疑

老沙

文/赵 阳

　　两年前，襄樊市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汉末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铜质小人造像，引起了学术界与传媒界的关注，这就是目前大家所熟知的“襄樊三国小铜人”。

　　考古专家眼中的“襄樊铜人”

　　“襄樊铜人”为高约3厘米的青铜裸1体小人，双手抱在胸前。最为奇特的是，小人背部有一对翅膀，羽毛纹路清晰，两腋下各有圆孔，双面合范浇铸。同时出土有五铢钱、模型仓灶等。巧合的是，考古人员曾于2008年11月在同样是襄樊的长虹路菜越墓地一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里，出土一件模型陶楼，其院落大门和小门上共浮雕五个“羽人”，除发型装饰不同之外，与“襄樊铜人”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

　　考古专家判断，小铜人墓葬大致在三国时期。专家认为“铜羽人”该与陶楼门上浮雕“羽人”具有同样功能。模型陶楼是供死者亡灵享用的，于是认为“铜羽人”的作用也是“帮助引导亡灵升天”。

　　对襄樊铜人功能性的质疑

　　襄樊考古所所长陈千万介绍，铜人是个单独件，铜人肋下圆孔应是系绳所致，加上出土部位在死者头部，所以判断为颈胸挂件。不过，到底是以主人日常用品身份陪葬，还是专制冥器，值得考究。由于发布信息者认为此为“国内首次出现”的铜人，所以似乎没有参照，传播内容上也没有穿孔磨损痕迹的陈述，假设是日用品陪葬，则“引导亡灵升天，冀以达到天国乐土，永享幸福”的结论就未必成立。

　　对于小型铜人件的出土资料，如果细心查找，并非毫无头绪。在笔者的记忆中，一是2002年发掘多座洛阳周王陵墓陪葬坑中，有一座未成年人墓出土116件(组)随葬品，全皆小巧玲珑，“显然是为小墓主人定制的”。其中有核桃大小的陶鼎、比指甲盖还小的玉兽、一二厘米长的小铜虎、小铜人、小铜鸟以及铜鼎、铜壶等。小型陪葬品未必是为小墓主定做，也可能为冥器特形；小铜人的陪葬，未必是与其他小型物件一并定制，所以不能明确断定其入葬前是不是日常用品。就媒介提供的铜人实物图而言，“洛阳东周铜人”与“襄樊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

　　另外，原酒泉市博物馆馆长冯明义曾撰文介绍，1957年首次发掘酒泉东关外汉代墓中，有7座小孩砖室墓，“其中一座是以大灰陶瓮作棺置于砖室内(此前和以后在下河清农场、红寺古城滩也发现过瓮棺葬，1946年在木器厂清理的一座小砖墓内置有瓮棺，葬品有男女小铜人、鸡蛋和四个小陶罐)，且有随葬品，如铜器、陶器、五铢钱等”，(详见《考古·甘肃酒泉汉代小孩墓清理》一文)，此处提及“男女小铜人”的墓葬，只是用来说明同是“瓮棺葬”类型的，文中并没有说明铜人的造型特点，以及出有男女铜人的墓葬是否也是同类的小孩砖室墓。但是笔者从其他材料上看到的这一对铜人，除了没有翅膀，与襄樊铜人基本一致。其男女铜人的说法并不严谨，因为都带生殖器突起特征。

　　另一个材料是2003年出土的“朐忍带翅铜人”，与本文探讨的“襄樊铜人”也基本类似。

　　对襄樊铜人年代的质疑

　　年代归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算判断了小铜人的铸造年限范畴，也需要解决其文化属性：就算三国时期出土的铜人，其产地，也未必就一定是三国的地理文化范畴，由于这个铜人的所谓“孤立”性，外来品的可能必须被纳入视野，而不能简单宣布为“三国”铜人。由此，既然在地理文化属性上没有明确甄别，那么称其为“羽人”也就不算妥帖，因为并非所有长着翅膀的小孩都叫“羽人”，哪怕是战汉时期，外域的长着翅膀的娃娃人家恐怕并不叫“天使”，也许人家叫“丘比特”呢，在其性质不能明辨之前，宣布其与楚地巫术、道佛有关联的结论，都得慎重。

　　央视曾经报道，经过7年的考古发掘，考古专家确认在重庆云阳县长江边发现了东汉时期“朐忍”县城遗址，并发现了“青铜小人”，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9日报道：“从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的‘青铜小人’，我们或许能感觉到中国汉代的艺术品和古罗马的艺术有某种微妙的关联……青铜小人的高鼻梁有别于黄种人，那大约是个三四厘米高的青铜小人，年代久远了，面目有些模糊不清，但并不妨碍人一眼看出它是个带翅膀的裸1体男像。它头上似戴帽，模糊的脸部却有着清晰的、挺直的高鼻梁，看起来像那种有别于黄种人的高鼻梁，此外还有一双略凸的大眼睛；一对醒目的翅膀规规矩矩张开在肩后，双臂像是交叠在胸前的样子；下身明显可见男性的性器，还有一双孩子般微微蜷起的憨态可掬的腿。很显然，它带给人的直接联想是属于西方的，然而它却出现在至少距今1500多年前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它的年代大约在汉代到六朝之间，不会更晚。”

　　2003年由国内媒体报道的这个“带翅膀的小铜人”，基本与本文探讨的“襄樊铜人”的主要特征相吻合，唯一不同的是头部“带帽”的描述，以及“一眼”可以看出的“高鼻梁”，还有背后多出的一个挂扣部件，增加了挂件功能的佐证。

　　在整个身体才3厘米的小人的“模糊”脸上，记者能看出“有别于黄种人的高鼻梁”，也的确不容易。但这点似乎不能作为人种判断的科学依据。当时考古专家的断代也是汉代到六朝，可佐证襄樊铜人的年份范畴。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文化判断却很有意思，他引发了此类铜人源头的有益探索，因为他提出了“罗马”。

　　该报道还引用参与考古工作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峰的介绍说，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这样的“丘比特”(此称呼为报社记者所称)，他们只是推断，这个小铜人会不会是史书中记载的“羽人”。王洪峰介绍，六朝以前的书籍中有关于“羽人”的记载，但也就是一两句，“羽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他们也不太清楚。究竟它是中国汉代的还是来自西方，这实在值得研究。

　　记者展开了文化联想：史载著名的“丝绸之路”并不只从河西走廊通向新疆乃至中亚那一条，“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长途跋涉中，还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从四川经缅甸到印度的南方丝绸走廊，其后印度从海路把中国丝绸转运到罗马，反之亦然。这为古罗马文化信息亲近三峡提供了可能。新疆地区目前尚没见到发现这类人形雕像材料的报道。几年前笔者在昌吉州文管所文物陈列室参观哈密地区出土文物时，见一对铜质的人形铸件，高不过数厘米。据介绍在哈密地区青铜时代或略晚的数处墓地出土过类似的小铜人，其形态和德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皮特斯尔斯遗址中出土的裸1体女像略同，可能也是一种符号化的孕妇形象。

　　其实新疆地区出土过类似的铜人，虽然不带翅膀。《光明日报》 2000年4月14日发表了一篇王炳华的署名文章“楼兰考古百年”，其中就赫然配置了一张“楼兰地区采集的小铜人”，其造型特征与风格与襄樊铜人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翅膀，而有翅与无翅，在洛阳孪生铜人的例证中，已经可以归为同类(见下文)。楼兰铜人在若羌县楼兰古城出土、藏于新疆考古研究所，与小铜人同时出土的汉代遗物，还有汉代铜镜(罗布泊高台古墓出土)、鼓腹、铜镊、铜针、铜环、燕尾式铜镞，以及各种铜饰物等。

　　项圈还是佛珠？青海“民和带翅人”有话要说

　　襄樊市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千万为了弄清带翅铜人的功能性质，把这个“小羽人”拍照放大进行观察发现，羽人的颈部和手腕上都佩戴有串珠。之后，襄樊所通过网络邀请北京大学张保胜教授进行鉴定。张保胜在观察照片后确认，“铜羽人所佩戴的串珠就是佛珠，这在过去是没有发现过的，也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佛珠传入中国的最直接的唯一证据”。

　　这个需要探讨。连珠状物未必就是佛珠，这首先涉及铜人是否写实的问题，铜人既然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就很显著地说明了这是个艺术创作，至于除了翅膀之外的其他部分(包括珠状物)是否写实，这个可以探讨，就西亚中亚不少艺术纹样中多含连珠纹的实际情形看，也存在艺术创作美化装饰的可能。

　　就算这是个实际的珠串，也未必就是佛珠，佛珠的范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文化范畴，并非每个珠串都是佛珠，墓葬的解说中并无与佛教用品相关的佐证。青海省民和县博物馆藏有一块直径13厘米的陶土质“带翅人瓦当”，年代为唐，据文字介绍，“图中当面饰有一带翼人物，羽人上身赤裸，发髻高耸，浓眉大眼，面相丰腴，下半身似乎著有衣物。羽人双手合十于胸前，背上伸张有双翼。周围以连珠纹作环状围绕”。从这个瓦当上的图形看，带翅小孩与“襄樊”铜人在造型与手势上，进而在文化风格上基本属于一类，而瓦当上的连珠纹装饰，可以给予“襄樊铜人”的连珠纹的考察提供佐证。

　　从收藏实践看，大部分此类铜人不带连珠纹，这个是因物件细小且铸造要求简率所致，所以即使存在所谓的连珠纹，也只算是简单的点缀而已，在一些笔者藏品实物中，可清晰地看出，此类铜人的项下一圈的装饰，并非完全都是连珠，而呈现出散向竖条纹的分布，从实际的服饰情形考量，更类似项圈之类，所以佛珠之说并不铁定。

　　至于北大张保胜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个羽人“应是一个女性”，并具体解释说“其外突的生殖器，呈三角外突的状态，非男性的阴根，而是女性生殖器。”并进一步阐述说“这种对女性生殖器的夸张，源于印度佛教的生殖巫术及原始农业巫术。”这个就更加奇怪了，明明张先生已经看出铜人具备“外突的生殖器”，为何不按照凡人的想法，倾向他是一个男性，而却因为生殖器的外突，却下结论为女性？创作者要体现女性的体征，何必要去让生殖器外突？这么小小的3厘米的物件，加个微突都是让人往男性方面去遐想的，何必自找苦吃？那时候的匠人，为了让大家体认这个是女性，在3厘米的铜人件上，让人最直接理解这个是女性的最好的方式，只需增加两个胸部突起就是。在笔者的收藏实物中，此类铜人生殖器突起的情形其实还是不孤立的。

　　收藏实践矫正考古报道

　　首先，此类铜人，在国内并非首见。首先是有确凿的资料记录。最为直观的证据，是许昌汉代辟雍泮宫出土的一对铜人，这一对铜人，一个带翅膀，一个不带，除了翅膀的差异外，其余规格风格，造型基本一致，宛若孪生兄弟。两个铜人，头发由后向前梳成整齐条纹双手拱手或持物，双腿站立分开，两肋由于两臂自然弯曲，形成对称圆孔，有磨损痕迹。应为挂孔。

　　这个出土的实物佐证了两个事情，一是洛阳附近的确切地点，二是佐证了带翅与不带翅两个类型的同时同质性，换句话说，带翅膀小铜人的源头，可以通过同样类型但不带翅膀的铜人的线索，加以佐证。

　　除了出土的文献之外，在宽泛的收藏活动中，此类铜人并不鲜见，带翅铜人在收藏圈里，已被视为洛阳地区的品种，不带翅的同类小铜人的存在范围更是宽泛，其实物采集主要分布在西域丝路上，以及游牧民族流播的内蒙古东北地区，另一条线索是长江流域以四川、洛阳为沿线的路径中。

　　十年前，笔者在北京收藏了一件带翅铜人，与所谓的襄樊铜人都是同类。笔者所见，所闻的同类带翅膀铜人，或不带翅铜人，更是不止一二。

　　其次，此类铜人，其渊源可能西来。从个人十余年的收藏实践来看，从收集的此类铜人的地点看，西来的途径是十分清晰明确的。一条是在焉耆、于阗、库尔勒为点的丝路上，以本地采集为主，一条是密集于洛阳周围和河南范围，三是采集于北京、东北、内蒙古地区的，既可能是当年通过民族交流东进的，也可能是通过收藏交流辗转散落的。在北京、东北与内蒙古地区的实物表现看，已经出现了样式类似，但年份稍晚的物件，暗示着此类铜人可能存在的融入当地风俗的延续性。

　　从采集的途径以及风俗的传播看，这样的走势不得不让人对此类铜人的源头，产生西来的猜测。

　　自然，西方源头，东方风俗，从来不是绝对的，完全可能存在一个中间状态，当年斯坦因在罗布淖尔岸上，看到的七个欧洲古典式的“天使”画像，但它们已经不是西方天使，而是代表着佛教八部护法中的擅长音乐与歌舞的乾闼婆与紧那罗，它们的原型来源于希腊、罗马艺术中的天使形象，而由亚历山大大帝将之带到了犍陀罗地区。丝绸之路上的有翼天使，敦煌的飞天，嘉峪关一带魏晋墓中的羽人，一直神秘地相互关联。

　　争论归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现存的带翅铜人或不带翅同类铜人的发现地、采集地的线路图来看，由西向东传播的脉络是清晰的，越往东部、南部，越稀少的情形也是显然的，从史料与实物的情况看，此类风俗没有照搬成为中土的风格，也是显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忙着下结论定性，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在收藏实践中，在河西走廊、甘肃青海一带的古丝路上采集的铜人主要为不带翅的叉腰铜人与拱手型铜人(图六)，另外也多见片状铜人，偶见铅人，暗示中国早期宗教风俗在此类遗存中的鲜明存在，在南疆沿线丝路上采集的铜人则多存在西域乐舞的形态，丰富多彩，这个既有时间坐标上的错落，也有人文坐标上的差异，同时也再次暗示了西来的可能性